以上大概是是我对《寻乌》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一些看法，而接下来的两章就不像前三章那么易懂与生活化。作为一个初读者，对于文中许多特色的称谓、角色的划分、叙述的现象以及现象背后之间的关联还是存在些许理解层面的障碍。如果对“土地斗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概念没有大概的了解，就挺难体味“反动”、“流氓”及各种不同类型的“剥削”等更具政治意味的词汇。

就像毛泽东在写寻乌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的一段文字“易展良(双桥区桂石下)，五百石以上，开头反动，田快被分掉，又罚去千多元，穷了，不反动了。赖鹏池(双桥区丹溪)，称万户，五百石以上，前清附生，老实得很，辫子还留著，但不反动。邝明经(南八区鸡子叫)，六百石，他的第四个老弟当白军营长，反动，全家走尽。陈万保(廷岭)，六百石，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他自己不反动，他的老弟是新寻派，和他共家，很反动。”

看文中对于大地主的“反动”、“不反动”的划分，就透露出这篇调查的政治内涵。中共在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惨痛教训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就意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农民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而农民问题最关键的就是土地问题，所以《寻乌》第四、五章的出现并非偶然，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及寻乌的土地斗争，应该也是毛泽东深入农村群众、了解农村问题的必经之路。如果他没有选择寻乌这个地方，相信仍然会有其他“寻乌”的出现。正如报告前言所述，“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著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静下心来做一份社会调查，尤其是规模如此之大、内容如此详尽的报告在当时的革命年代真真不易，也难怪这位伟大的领袖对失掉的这些调查感到可惜，时常念及了。

    何谓“做事要认真”？大抵就是毛泽东做社会调查报告的这份态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