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全篇，我无处不感到客观、完整与准确。其中，令我感受最深的还属客观。如若没有老师的引导，如若没有与其他文章的对比，让我独自解读《寻乌调查》，说实话，我感受不到它为什么客观。但经过课堂上对贾敬龙事件的讨论，我才开始发觉《寻乌调查》的客观性。再后来，我查阅了相关律师发出的呼吁文，并联想到公关文，我才越发的觉得客观性是多么的难把握。替贾敬龙说话的法学专家、新闻媒体，他们发布的呼吁文和公关文有一定的相似度：讲事实之前必有所“铺垫”。通读那些呼吁文，你可以发现，那些法学专家、新闻媒体先是反复强调贾敬龙的作案动机情有可原，还有贾敬龙自首的认错态度，然后再谈贾敬龙杀人的事实。除了把这个事件的重点放在贾敬龙的作案动机和自首细节外，我甚至还看到一些法学专家把这件事上升到国家权力、法律公正的层面。他们所做的这些“铺垫”，正是煽动人心的关键。先且不说是否该刀下留人，这件事情的原委到底如何，光靠目前可得到的证据，确实难以判断。当大家都以为事实就是那样——贾敬龙故意杀害村委，应被判死刑——的时候，这些法学专家、新闻媒体纷纷出面，其所发表的言论影响着大家对事实的判断。总的来说，贾敬龙事件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与事实相比，情感和个人信念更容易使人动摇。客观的东西一定是正确的，然而凡事只要涉及到一个“情”字，总是会变味儿。因为你讲信念、讲人情，人心就容易被感召，真相就因此被埋没。对于胡老师讲的一句话“客观的东西才能永垂千古”，我虽然阅历较浅，但也或多或少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讲事实之前，无论你做了多少铺垫，只要我一层一层地揭开，最终真相一定能浮出水面。

和上文提到的公关文、媒体文章相比，在客观性这方面，毛泽东把握得十分到位。叙述“卖奶子”现象时，对于债主强迫农民还债的过分行为，毛泽东曾经表示怀疑，并特地向寻乌的农民求证。他在文中也提到他的调查都很谨慎，并没有故意将寻乌剥削阶级丑恶化。这里，我认为毛泽东是想强调真实性。当时的剥削阶级是什么样，他就写成什么样，不带半点儿修饰。就从这个小细节，我可以看出毛泽东十分看重一份调查的真实性，对于可能不真实的东西，他会努力去求证，连一点小小的细节也不放过。

如果不仔细品味这份调查，也许会有这种感觉：明明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却始终读不懂。我写的这篇读书笔记，也是在胡老师的引导下，才有的思路。《寻乌调查》的客观之处，我算是体会得比较深刻，也从中获得不少启发。毛泽东是如何把客观、完整、准确三者拿捏到位，又是如何处理三者之间关系的，这是值得我揣摩与学习的地方。至于毛泽东在开篇提到的缺点：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在就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这两点我暂时还体会不到，也许是我对这篇文献的整体认识还不够深刻。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的这份调查无论在语言上还是思路上，远比其他的调查高明得多，是一篇很难被后人超越的调查。所以，对于这篇文献的尚未被我发觉的再高明之处，我想我还得继续探析。

调查农村的价值

——读《江村经济》有感

14经济班 20140700123 李佳敏

与《寻乌调查》不同，《江村经济》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费老把开弦弓村的农民及其经济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沿着费老严谨的思路，我也可以深刻地认识开弦弓村的农民生活和当地的经济现象。所以阅读此书时，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果是我，我该怎么对一个农村做调查研究。

读完《寻乌调查》再读《江村经济》，我总不自禁地将它们二者进行对比。在写法方面，毛泽东的《寻乌调查》采用的是叙述的方法，每一章节介绍的每一部分都涵盖了寻乌城的所有案例。而费老的《江村经济》采用的是抽象性描述的方法，对于开弦弓的很多现象，费老是在他人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抽象概括。我认为这与二者的写作目的有关，《寻乌调查》是一份客观性调查，是对实地调查和二手资料进行整理后，按一定思路与逻辑进行的客观性叙述，可为之后的研究提供资料证据；《江村经济》是一份调查研究，费老通过实地调查与他人提供的材料，对开弦弓村的农民、土地问题等经济现象进行剖析，旨在发现问题、提供相关建议。所以，在读费老的作品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描述分析、因素分析，这些在《寻乌调查》里是看不到的。比如第三章的人口控制，仅五段话里就频频出现了描述性的话语——“平均的土地拥有量情况”、“每个家庭约需有5.5亩地”、“大约”、“平均化”，这些字眼在《寻乌调查》几乎是看不到的。对比之后，我便可明白调查与调研的区别。做调查讲究客观、完整、准确，对于调查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叙述得越详细就越准确，无需进行分析；而做研究的一大前提就是调查，只有做好实地调查、理清所取得的资料，才能做进一步研究。

这篇文献原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很多地方都体现了西式逻辑——先概况后解释。虽说如此，我们中国读者读起来并不难理解。因为对于很多现象，尤其是中国特有的传统现象，费老都会进行详细的解释。多亏了费老这么详细地描述，我也更进一步认识了这些传统现象。不知是不是我国各个地方的农村传统多少有些相似之处，读到家、财产与继承这些章节的时候，我总觉得特别熟悉。费老对家产的描述，尤其是对家长的描述——家长对财产具有较大的权利，家庭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由家长控制；有收入的家庭成员每个月交一定数量的“家用”，家庭的日常开销由家长控制等等。在现代还是可以看到类似的家长制度，比如一个三代同住的西关大家庭。以广东电视台的一个有名的周末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围绕一个典型的西关大家庭展开的情景剧——为例。虽然我没有实地调查过，但鉴于这部短剧是按照真实情况改编的，它的的确确是反映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西关家庭。短剧里的西关家庭就存在着家长制度，儿女在外挣钱，每个月向他们的家长上交家用；家长负责家中事务，控制日常开支（一日三餐、各种生活用品的购置等）。家长有重大事项时，家长便会组织家庭会议。我们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到，家长在这个西关大家庭中是具有权威的。没有看《江村经济》前，我从未这么仔细研究过，只是拿它当消遣娱乐之用。如果把费老对开弦弓村的家庭的描述方法用于其他地区的典型家庭的研究，我想一定也能有重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