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里的大调查

           --读《寻乌调查》有感

经济学  黄子凡  20143602067

  86年前，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在江西省寻乌县连续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这场调查，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寻乌调查。经整理的调查内容便是长达八万字的《寻乌调查》。

  寻乌是介于闽赣粤三省交界的一个小县城。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开展调查，原因其一是“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另一个原因则是，红军在此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对这个县进行详细细致的调查有助于土地革命的开展。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寻乌调查》的调查对象覆盖面广，层次多样，体现了调查报告的真实客观性。毛泽东在序言中将参与调查的团队成员信息详细罗列出来，包括了小店主、贫农、铸铁工、乡苏维埃委员、小学教师、前清秀才。如果只注重某一身份的人，不从全方面、多角度去了解事物真相，这样就必然导致了解事物的片面性，导致调查研究的局限性。除此之外，毛泽东十分注重广泛收集材料，寻乌调查过程中，不仅收集了能直接说明寻乌商业及阶级状况的材料，而且收集了能间接说明问题的材料，如当地故事、俗语、民谣等。这就使调查文章显得真切、生动、具体，既反映了调查的实用性，又使读者身临其境。毛泽东对寻乌的调查相当全面，从《寻乌调查》来看，全文洋洋洒洒8万余字，包括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关系五章，涵盖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内容。胡靖老师在课堂上曾说：“做调查不应掺杂太多的个人意见和分析，这会影响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正如贾敬龙一案，社会舆论不能干预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司法也不能掺杂法官的个人意见和分析。

《寻乌调查》一书中，毛泽东看似在简单罗列事实、数据，实则全文贯彻了“由此及彼，推而广之”的调查原则。他写到，“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

调查工作，需要沉下心来做事，带着问题寻找答案。毛泽东便是带着“全般了解中国的富农问题，对于商业状况还是门外汉”的想法来开阵寻乌调查的。调查工作的越深入，得到的信息才能更加准确。答案正确了，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如今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学生虽积极参与社会调查活动，然而在撰写社会调查报告时，却生搬硬套，张冠李戴，这揭示了当代青年人缺乏毛泽东细致调研的工作态度、坚韧的毅力。缺乏事实依据的调查报告只会距离实际目标越来越远。正如毛泽东所说，“倘若走马观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寻乌调查》一书抽丝剥茧，兼容并包，实事求是，引发了我对书本之外实际情况的强烈兴趣。寻乌调查，是毛泽东首次把调查重点放在城市。在红四军打下信丰县城后，由于不明了农村的地主和城市的资本家的区别，毛泽东决定把信丰县城十几家商号全部没收，这严重影响了城市平民的生活，引发了无处购买商品的城市贫民群众的不满。这促使毛泽东开始反思，他在《寻乌调查》中写道，“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

  全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四章，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本章看似是在阐明寻乌的土地关系，实则是通过分析旧有土地关系，调查各个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和力量对比，目的就是要了解中国革命到底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占农村人口0.85%的大中地主，却压榨着99.15%的农村人口。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再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体现了地主虽拥有足够的土地和资本，但并不将其用于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良，反映了农民阶级思想的局限性，也阐明了土地革命打倒地主的必要性。在谈到农村由于家庭贫困而贩卖儿童的问题时，毛泽东沉痛地说到，“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买卖奶子，由媒人背了送到买主家。这时候奶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甚至两夫妻打起架来，妻骂夫没有用，寻不到饭吃要卖奶子，旁人也多有替他们流泪的。”买卖孩子的场景如今读来仍触目惊心，令人难以接受，深刻地揭露了剥削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罪恶。不曾想在旧的生产制度下，每天都有家庭因承担不起苛捐杂税而被迫妻离子散，骨肉分离。事实充分证明，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从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残酷的剥削制度给农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让我们更坚定了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