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读《江村经济》有感

经济学班  黄子凡  20143602067

《江村经济》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36年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后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根据调查材料而写成的博士论文。自问世以来，《江村经济》便受到广泛赞誉。其中最初也是最高的评价，来自于该博士论文的直接指导者马林诺夫斯基。他的评价奠定了该书的至尊地位。在该书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写道：“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任何一部学术著作，被冠以如此的评价，都是莫大的荣誉。该书获得这样的肯定和殊荣，不仅是费孝通的幸事，也是中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的一大贡献。

第一次翻开这本书，单调乏味的文字与数字让困意席卷而来，但课程作业迫在眉睫，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看下去。随着阅读的深入，原本平淡无奇的文字也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引领我穿梭于一幕幕乡村生活画面，原本刻板的数字图表也开始让我兴趣盎然起来。

全书共有十六章，第一至五章介绍了江村的地理情况和社会背景，后十一章从江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中所写，“此书虽然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抓住现代生活最难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费孝通先生对江村的描写并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动态和联系的。费老笔下的江村是变迁的，江村是在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冲击后的一个不断变化的小村子，同时它的变化又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大变迁相联系。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三章。这一章是费孝通先生对于江村婚姻家庭生活的分析，从中也可窥见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落后封建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很多封建落后思想都已经发生改变了，但费老在这问题上描述的现象不少至今仍保留着。

费孝通先生对农村中消极一面却不避讳也不讽刺，只是以一种自然的姿态呈现出来，分析其背后深层原因。虽然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是难以理解的，但他并没有加以非议，这体现了大家的严谨性。全文中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出现过类似“我认为”“我觉得”夹杂主观感情的词语，所有的数据和结论都建立在大量真实客观的调查上。这展现了费老十分注重报告的严谨性和客观性。费孝通先生在第三章中指出，“对于儿媳妇的挑选，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身体健康，能生育后代；二是养蚕缫丝的技术。这表明了对一个儿媳妇所要求的两个主要职能，即是，能绵续家世及对家中的经济有所贡献。”这段不掺杂个人情感的描述却向我们赤裸裸地揭露了社会对女性人格的不尊重与藐视。在当时的农村，妇女仅是作为家庭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任何人格与尊严可言。

除此之外，在江村，更牢不可破的观念即是重男轻女。“一个人的身份和财产并不是平等地传递给子女的。总是把重点放在男性这一边。在幼年时期，男孩和女孩都由父母抚养。他们都用父亲的姓氏。但当他们长大成亲之后，儿子在分家前还能继续住在父母的房屋内，而女儿则离开父母去和自己的丈夫住在一起。她在自己的姓名前要加上丈夫的姓氏。她除了能得到自己的一份嫁妆外，对自己父母的财产不能提出什么要求。····女儿的孩子则被视为亲戚关系，他们使用自己父亲的姓氏。因此，在村子中，传代的原则是父系的。”除了父系社会的观念，农村中重男轻女现象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条件越差，人口控制的必要性就越强。由于女孩所能提供的对家庭的经济帮助不及男孩，所以溺女婴的家庭在江村中比比皆是。

按照费老的理论，重男轻女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家庭经济基础不够牢固，但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的身边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前段时间，深圳媒体人罗尔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有三套房产，但是这三套房子都各有归属。一套是留给儿子的，一套是给现在的老婆的，还有一套是留着自己养老的。而对于罹患白血病，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女儿却三缄其口。闹得沸沸扬扬的“罗尔事件”残忍地向我们揭示了，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中，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对于这一事件，《清华南都》发表了一篇名为《谢谢你罗尔，让更多人知道女儿们的生活环境有多差》的文章。文章发布不久，点击数即破十万，点赞数超过一万。作者在文章中说到，“哥哥有房子，妈妈有房子，爸爸有房子，但是她没有。家里所有人都有房子，就是女儿没有。罗尔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他说得理直气壮，觉得这样的安排是非常合理的，一定会得到大众理解。因为他知道，绝大多数的中国父母都会这么安排，不这么安排的才不合理。这番话，让很多人惊讶，原来女儿们的生存环境竟然这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