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下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是互相维护，互相支撑的。在封建经济、专制统治、封建礼教的多方控制下，才能维护封建统治，保证社会在一定程度下的安稳。而开弦弓村的家庭也是同样的道理，传宗接代、人口控制、教育婚姻等等，都是为了维护一个家庭的相对安稳。传递香火，是为了自己家庭命脉的传承；杀害女婴，是为了避免过重的经济负担以及出于女性地位的考虑；教育的紊乱，是因为要提高家庭经济水平而重视农事活动从而忽略教育……这些现象与做法似乎都能找到一定的原因（尽管这些原因有些荒谬至极、有些本末倒置），而当地人也就是靠着这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说服自己，不断重复着这些行为，以此维护自己的家庭安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这些做法可以维持一定程度下的安稳，但这种安稳往往会牺牲部分人尤其是女性的利益，甚至是生命。每每分析此类现象时，我觉得我们不能将分析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而一味地以现今的眼光去批判（虽然这也是不可少的），而是应该结合其存在性意义去剖析和理解。

读《江村经济》，虽然时间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差距，也有着东西南北地域上的差异，但总是可以让读者产生莫名的熟悉感或者是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童养媳、婆媳间的家庭纠纷、财产继承、村中祭祀等，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的劳动，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生活，我们都似曾相识，并没有隔膜的感觉。有很多恒常不变的东西，依旧在中国内地的各个乡村中起着作用。这些事情或者现象都是我们偶有所闻的，或是从长辈口中，或是从电视新闻里。但是要刨根问底，我认为这种熟悉感或者说亲切感，还是来源于中国人的某些共性。中国地大物博，说到土地，既有江南水乡，也有各处高原，既有温润平原，也有苍茫草场。各地虽不同，但中国人总是相似的，对待问题的思维、处理方式往往大同小异。《江村经济》的一个特点，便是以小见大，通过研究中国的一个小村庄——开弦弓村农民的生产及生活过程来反映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进而探讨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所以，从这个“以小见大”的特点来看，迎面而来的熟悉感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了。

马林诺夫斯基在评价这本书时说：“ 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过去。它有意识的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开弦弓村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动荡之中，无疑受到强大甚至致命的冲击，每个时代每种政体都会给它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它亦会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变迁，逐步变换着自己的脚步。

读罢全文，脑海里回荡着费孝通先生客观细致的记录、独具匠心的观察视角、自然顺畅的文字笔法，但是最让我深思的是费孝通先生的情怀，行文的字里行间总能瞥见费孝通先生流露出来的情感。在最后一个章节，费孝通先生满怀着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忧虑，针对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写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他当时所见的开弦弓村已经体现了乡村社会的衰败，这种衰败与当时的政治体制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在文章的前言部分，他就已经指出，“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他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他一早就界定了自己的工作，所以他的思考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的思考却折射出来了他的感性。他想“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但他认为这也是不够的。他急切地认为“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他反复强调，“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这些文字下，看得见他的急，他的愤，他的情。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与毛泽东先生的《寻乌调查》相比，虽然没有《寻乌调查》那么客观、精准，却不妨碍它成为社科名篇，或者说，出于调查目的、方式的不同，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并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

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江村”，已经不只是江苏省的那个开弦弓村了，而是中国小村的缩影，是所有人的江村。纵观这几十年间的中国大地，有动荡，有衰败，有复兴，有崛起。诸如童养媳的现象减少了很多很多，但是也不可排除可能某些小山村仍存在此类现象。财产分配，土地归属逐渐公允公正，但也存在纠纷。农村的发展仍在颠簸中进行，它们有着自己的节奏，有着自己的轨迹。一个慢节奏的乡村社会，一个讲究亲情的家庭，一套惯常的礼仪规范，一套娴熟的办事程序，纵然农村仍有种种疮口，却不可改变为其养伤之心。中国发展至今，“三农”问题仍是国家工作的重点。对待农村问题，还是该像费孝通先生所述，“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