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在悄然无声地发生着。蚕丝业改革之后，缫丝这一工作的产值大大提高，女性成为家庭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生产力，对家庭有着直接的贡献。此时她们的经济价值发生了几何倍的增长，不再单纯依赖丈夫给予的经济价值。“一个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因为下雨时丈夫忘记给她送伞，竟会公开责骂她的丈夫”，“一个外出做工的女性为了和厂里的同事在一起而抛弃了婆家，随后返回婆家时，考虑到她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而被原谅和接纳了”。这一些现象如若放到传统之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女性在家庭乃至社会地位的提高，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原因。

透过女性这一暗线，延伸出来即是中国农民问题。在经济收入下降且没有恢复的迹象时，中国农民也同江村的女性一样，受到处在更高经济地位的支配；而一旦如江村女性通过蚕丝业能经济独立之时，中国农民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最后提到，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即他往后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富民”。约莫四十余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轰轰烈烈地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八十年后的今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仍然是政府工作之要点，“三农”重中之重的地位毫不动摇。

二、江村之外，乡土中国

       开弦弓村之于费孝通，不只是《江村经济》而已，从1935年到2002年，费孝通一共对江村进行了26次访问，写下了《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吴江行》等九部文字。可以这么说，开弦弓村是“费孝通的江村”，他这一生都在记录着开弦弓村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演变。这其中体现的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的虔诚、踏实、认真的态度。

江村之后，费孝通用十几年的时间又陆续走访了不少近代农村，这些考察为1948年《乡土中国》的应运而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淀作用。这本短小精悍、只有十四章的著作却从诸多方面对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并高度凝练出“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此四字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逻辑起点。直到今天，社会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之现象却依然以此为起点。“差序格局”已不仅仅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等领域中也被广泛采用。

比照《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不难发现差序格局就早在《江村经济》中隐约呈现了，比如“一个单位在承认其成员的资格时允许有区别对待。在礼节性聚会时，可以排除那些远的亲戚，他们也不会坚持要求受邀请。一个富裕的家能请两桌或更多桌的族人，他们乐于这样做，也往往受到赞扬”。诚然，以一个家庭为中心，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群体的框架在《江村经济》的第五章“亲属关系的扩展”和第六章“户与村”中早已悄然成型。

费孝通先生这一生都在为乡土中国、为中国的未来、为着中国的人民能够过上有尊严有理想的生活而奔波。他坚信着通过中国人民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磨难进行反思、认识和做出改变，一切承受的牺牲和苦难才不会被辜负，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废墟之上，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之上。而今，我们做到了。

三、实地考察：人文社科的“根”

1.调查需要犹如“圆规”的视野

推动变迁的外部力量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相对峙，持续地影响着近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和经济变迁。费孝通先生笔下的开弦弓村，不只是吴江县的开弦弓村，不只是中国的开弦弓村，更是世界和历史的开弦弓村。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先生睁眼看世界，即使他清楚“身处村庄的调查者不可能用宏观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各种外来势力的各种影响”，但仍然要尽可能全面地记录下“世界经济萧条及丝绸工业中广泛的技术改革引起了国际市场上土产生丝价格的下跌，进而引起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口粮短却、婚期推迟以及家庭工业的部分破产”对于村庄生活的影响，因为费孝通先生希望“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变迁“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过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收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唯有此才能描绘出最全面、最真实的村庄。不仅如此，一方面《江村经济》希望给西方读者提供一幅中国当今承受苦难的真实画面，同时也为西方学者提供了解中国农村农民生活的途径，另一方面费孝通先生还对当局有残存的希望，企图当局能够看到自身能力的不足并且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之有效的政策。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是一个内部和外部力量矛盾运动的综合体，只有站在世界看中国，才能准确认识到近代中国痛苦的本源和未来的道路。由此看来，我们做学问做研究必须要具备如“圆规”一般的视野，立足本土，环顾世界。